写作与阅读的门 张巍柏拉图为何写作对话录？

写作与阅读的门 张巍柏拉图为何写作对话录？， 

写作与阅读的门

转自：辽宁日报

介子平

契诃夫谈写作，“请您尽可能多写一些！写、写、写……直到写断手指头为止”；傅雷说，“我素来对生死看得极淡，只是鞠躬尽瘁，活一天就做一天工作，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杆的时候才休息”；张爱玲写道，“只要我活着，就要不停地写，我写得很慢”。由此投契共鸣者多多，余华便说“写作的捷径只有一个字，就是写”。

当然勤勉只是一方面。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为学而著的王国维便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换言之，写作的要点不在体裁，在思维与境界。博搜广采，偏于求旧，或多或少，资取于兹，思想汲取处，未必在新，现实的粉尘，都是历史的骨灰，历史的倒车镜里，映满现实的风景。学人多自故纸堆中翻检，且能常翻常新。思想从不空泛，时常与世俗生活联系在一起，又能脱颖而出。或卑微如尘，或高高在上，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故诗人的世界里，有着世俗所没有的宝光内涵，诗里诗外，人生纠缠，文字散落处，灵光片片。

略具形象，不求严谨，形不同而神似。文字作为介质，可以将紊乱的思绪整理成章。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是对形而上学的一种思考，心存空寂，方可笔酣墨浓。绘画的源头在真山真水，真花真草，或曰在于切实的视觉经验，神游物外，景造笔下，所有虚构皆有现实的来源。写作则是对旺盛生命力的记录与表达，以生命记录人生，并以此捍卫自身的记忆与价值。帕斯卡尔说：“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

与作家相对应的标的是读者，就读者而言，从无知的懵懂，到未知的懵懂，除了多读，别无他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一书中提及，文化消费具备门槛性，晓物理，知时务，消费者只有在文化资本积累达到门槛值后，方能消费更高阶的文化产品。以先觉觉后觉，图书新品种开发的本质，即价值的提升。

“如果我睡觉时流出了眼泪，别叫醒我，她在梦里”。写作是形容词，不是动词，阅读也是。如果一段文字，让你百感交集，产生特殊记忆，那未必是因为其中的文采，而是文字的表达吻合了你此间的心境。文字有灵性，与其说你偶遇了一段话，不如说你邂逅了一个相似的灵魂，还从中读出了时代。


张巍柏拉图为何写作对话录？

本文转自：文汇客户端

只有柏拉图自始至终选用对话录作为写作体裁

有的人会说，柏拉图写作对话录其实是迫不得已的，他只善于用对话录这一体裁来写作。这样一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古希腊哲学的写作有不同的文体，我们最熟悉的、也是在现代哲学写作中最常用的是论文、注疏或者评注。在古希腊，这种文体同样也比较发达，亚里士多德就属此列。《形而上学》《物理学》《诗学》《伦理学》等都是用哲学论文的体裁来写作的。但我们要注意几点：首先，现存的这些著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论文，而只是在他自己所开办的学校当中讲课所用的笔记，而且大多不是最终定稿。这些讲课笔记幸好都留存下来了，而亚里士多德还有一些数量不少、且受人称道的其他哲学作品并没有被保留下来。这些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用对话录来写的。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德也是一位写对话录的好手。但亚里士多德对话录和柏拉图对话录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再来看看古风与古典时期哲学写作的其他文体。有一类是最古老、并占权威地位的体裁——史诗。哲学家也用史诗来写哲学作品。比如色诺芬，他本身就是一位以吟诵荷马史诗为业的游吟诗人，同时也是伊利亚学派的奠基人，他也用史诗来写哲学作品。伊利亚学派包括巴门尼德、芝诺等，他们共同尊奉色诺芬为伊利亚学派的开创者。巴门尼德在西方哲学史上非常重要，他提出了存在与思想的观念。海德格尔等现代哲学家依旧在讨论他的思想。巴门尼德写作的体裁就不是哲学论文，而是史诗，他用六音步长短短格这种史诗的格律来进行写作。巴门尼德为自己的诗作赋予了类似于神话的框架，他说真理女神，你带我走向神圣的境地，你告诉我真理与谬误是什么等，是完全符合史诗的框架的。再后来，还有一些人也进行这种史诗的写作，包括恩培多克勒，他是稍后一些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到了罗马时代还有卢克莱修，《物性论》就是用史诗的体裁来阐发伊壁鸠鲁思想的一部哲学著作。

另外还有格言体，最有名的代表是赫拉克利特，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尊他为辩证法的始祖。赫拉克利特留存下来的很多格言都家喻户晓，如“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等。这种格言体是为了模仿德尔菲的阿波罗神谕，它们往往是用这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方式表达出来，但又言简意赅。

此外还有演说体，像一些智术师如普罗塔克拉、高尔吉亚会使用。普罗塔克拉的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存在的事物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的尺度。他是修辞学和演说术的教师，也用演说体来撰写哲学著作并传达他的思想。

此外还有书信体，但散佚较多，保存下来的有伊壁鸠鲁的几封书信，罗马哲学家塞内卡也用过这一体裁。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希腊也好、罗马也好，哲学的写作完全不限于哲学论文和评注。除此之外，还有很丰富的其他哲学写作体裁，对话体是当中的一种。写作对话体的是柏拉图，他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但是，也不仅限于他。除他之外，还有色诺芬和其他几位苏格拉底的弟子。

柏拉图和色诺芬所撰写的对话录，在学术界被称为“苏格拉底对话录”，即以苏格拉底为主要角色而展开的。这种对话录并不是柏拉图所发明的。但是，对话录这种体裁应该是在苏格拉底诞生之后，并进行了他所从事的哲学活动后才产生的。除了柏拉图和色诺芬外，还有五六个人也曾经撰写了对话录，但是并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有趣的是，色诺芬和柏拉图甚至还展开了一些竞争和较量。柏拉图写了一篇《会饮篇》，色诺芬也写一篇《会饮篇》，柏拉图写《苏格拉底的申辩》，色诺芬也紧随其后。色诺芬还写了《回忆苏格拉底》，都是以对话录为体裁的。但是，在与其他人的对比中，我们发现只有柏拉图一个人是自始至终都选用对话录作为写作体裁的。当然，除了他的13封书信之外，而且，这13封书信据学者考证多是伪作，而且大都很短。最重要的是第七封书信，传说是出自柏拉图之手。

如果我们看柏拉图的对话录，就会发现这些对话录具有很强烈的文学性，尤其是他早期和中期（以现代的分类方法）的作品。首先，这些对话录非常关注哲学对话发生的场景。例如，《理想国》的主题是论正义。但是，一开篇却没有开门见山地提出这个主题，而是貌似与主题关系不大的一些叙述。当你读了好几页后，才会发现这个主题。一开篇的叙述看似无关紧要，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提供了这些对话发生的场景。

此外，他的对话者都有鲜明的个性。如果我们把柏拉图的对话录和古代其他一些作家的对话录进行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是柏拉图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其他古典作家的对话录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其笔下的对话者只是一种观点的代言人，并没有鲜明的个性；西塞罗的作品也是这样。《理想国》开篇第一卷就出现了苏格拉底的三个对手，呈现出来的观点和个性都非常鲜活。柏拉图笔下的其他对话人物都有如此鲜明的个性，就更不用说苏格拉底本人了。

除此之外，柏拉图的早、中期的对话录能够包容其他的门类。他的对话录其实是一个载体，用尼采的话来说，柏拉图的风格不纯正，他是一个混杂的风格。他就像一叶扁舟，把古代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都置放在这叶扁舟之上，渡向未来。我认为，尼采这句评论很有洞见。为什么尼采这样说？如果你看一下柏拉图的著作，就会发现，他会直接采用其他文体进行创作。比如《会饮篇》，阿波罗多洛斯叙述了阿伽同家里的对话，里面一共有七个性格迥异、风格不同的演说人来讨论“爱欲”。所以，《会饮篇》包含了各种类型的演说词。而演说并不是柏拉图最根本的文体，但柏拉图的对话录却能承载演说。另外，我们再来举个例子：有一篇小的对话叫作《美涅克塞诺斯》，这篇对话除了开头以外，之后的部分就是一篇演说词。这篇演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类型，叫作葬礼演说词，其风格和表现力绝不亚于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所发表的阵亡将士演说词。

柏拉图也会直接引用其他文体如史诗、抒情诗，或者影射其他文体如一些古希腊喜剧和悲剧等。柏拉图的著作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学性。我们现在的研究认为“苏格拉底对话录”并不是想真正表现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并不是想将苏格拉底的对话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他是再现苏格拉底从事哲学生活的场景，往往是一种虚构。但是，这种虚构非常逼真。因此，苏格拉底对话录就是以一种非常逼真的对话录体裁来再现苏格拉底所从事的哲学活动的文体。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有办法来了解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其实很难。因为苏格拉底本人不立文字。我们要了解苏格拉底可能只有几种材料，一种就是柏拉图的著作，此外，还有色诺芬的著作以及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尤其是《云》这部喜剧，这是对苏格拉底的一种讽刺。当中有多少成分是真实的，我们很难判别。第四位就是亚里士多德。但是，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见过苏格拉底，只是听别人述说然后记载下来的。以上四种材料是我们了解苏格拉底最重要的材料。没有一份是可以确凿无疑地得出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是学术史上一个值得争论的焦点。

从柏拉图的写作中，我们看到一个矛盾，即柏拉图越是生动地描述苏格拉底所从事的哲学活动，就越背离苏格拉底的哲学精神。因为苏格拉底本人不立文字，并且反对文字。我们先从历史上来看为什么苏格拉底本人不立文字。苏格拉底所生活的年代是公元前469-399年，那时的希腊是以口传文化作为特征的，文字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被发明了，但是直到苏格拉底所生活的世纪里，希腊人的口传文化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即他们更强调口耳相传和说话。这和我们中国古典文化是有一些差异的。中国很早就进入一种书写文化的时代了。可是，希腊人却不读经，而是在表演经，即背诵过后将之表演出来，完全是一种口头活动。书面文字只是起到一种辅助作用。联想到希腊文化的一些重要现象，比如一些史诗、悲剧、喜剧的表演，重在现场的表演和观众的观看，而文字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在古希腊罗马直到贯穿西方整个历史，修辞和演说的传统都很重要。苏格拉底完全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文化当中，他不看重文字的保存，比较重视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就可以了。柏拉图也思考过口传和书写的问题。而且柏拉图有非常深刻的见解，见诸于《斐德若》篇与《第七封信》。在《斐德若》篇里，苏格拉底假借了埃及人的一个神话，讲在当时有一个叫作图特的神明发明了算术、棋、文字等，有一天他来到了埃及国王塔穆斯身边，分别介绍他所发明的这些东西的功用以及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塔穆斯进行了点评。最后，图特重点介绍文字和书写的发明。他认为他的这一发明延长了人类的记忆力。塔穆斯摇摇头说：其实不然，你这个发明我不看好，你的发明带给人类的作用与你的预期是相反的，它非但不能增长我们的记忆力，反而败坏了我们的记忆力。人类过度依赖文字，原先铭刻在脑海中的东西只是简单地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了下来，这会给我们的记忆力带来很大的伤害。

苏格拉底之所以讲这个神话，是想表达真知只能铭刻在人的心灵当中。文字记载下来的东西貌似有知识，其实不然。他打了一个比方，比如我们在读一个文本的时候，就好比是看一幅图画，图画上的人物看上去栩栩如生。但是，我想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却庄严地保持沉默了。就如同我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如果遇到疑难，想要问它问题的时候，它却庄严地保持沉默了一样。还有，文本可以传到任何一个人手里，有些人还不适合阅读这样的文本，这些文本对他来说是弊大于利的。但是，苏格拉底也说，文字有时也是能起到一定辅助作用的，比如我们在记忆力衰退的时候，文字可以帮助我们记忆。文字还可以起到一种方向标的作用。那些想要追随我们的人，文字可以起到指示的作用去帮助他们。这是柏拉图作品中提到的书写和口传的关系。在《第七封信》当中，他也有提及。

柏拉图写作对话录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即柏拉图为什么写作对话录？首先，柏拉图用对话录来写作，体现了苏格拉底的哲学观念，是为了说明苏格拉底和智术师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当时的人们认为苏格拉底就是一个智术师，一个骗子，和其他智术师没有什么差别。他不过是把别人说得理屈词穷之后，然后得胜，很开心地回家。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作用。但是，苏格拉底不是这样。从柏拉图的著作中，我们得知苏格拉底是一位哲学家，一位有自己思想的哲学家，也是一位言行一致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智术师一个显著的不同是：智术师授徒或者骗人钱财的方式是教授别人演说。因为演说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极其关键，如果想成为一个出色的政坛领袖就必须学会演说。但是，苏格拉底对演说没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对话，他甚至和一群人对话都不感兴趣，他要进行一对一的对话——这是苏格拉底从事哲学活动最根本和最本质的方法。柏拉图如果用对话录的体裁来写作，是完全忠实于苏格拉底的哲学观念的，即哲学活动必须通过这种一对一、面对面的交流来进行。对话才是真正的哲学活动，因为他认为，真知只可能在对话中获得，然后铭记在脑海和心灵当中。书面上的东西只不过是起辅助作用而已。这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共同的哲学观念。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有所不同的：即柏拉图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因为他用戏剧体来撰写对话录。我们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柏拉图青年时的梦想是做一名悲剧家。但是，当他偶遇苏格拉底，并与他进行了一场对话之后，就完全改变了他的初衷。他想做一名哲学家，而非原先的戏剧家了。虽然柏拉图没有从事戏剧的写作，但他的戏剧天分还是存在的。他将这种天赋充分地运用在对话录的写作上。“戏剧性”是柏拉图本人的一种根本性的要求。柏拉图来呈现、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是通过戏剧来实现和理解的。

什么是戏剧的方式？先来看一个反例。比如亚里士多德，他的写作就不具有戏剧性和文学性。具有戏剧性才能的人，是通过不同力量的冲突和交锋来理解这个世界的，他的眼光是和没有戏剧性的人不同的。我们一般人是通过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世界的，我们认为掌握一个真理是绝对的。但是，有戏剧性观点的人则不这样认为。他是用更缜密、更周全的眼光来看，或者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不同思想、不同观点、不同眼光的人的激烈交锋和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笔下的那些不同种类的对话者具有十分鲜明个性的原因。有人说，像卡利克勒斯这样的人就是柏拉图灵魂的一部分。如果柏拉图灵魂中没有这样的元素的话，是没有力量表现出这些人的——就像莎士比亚这样的戏剧家，奥赛罗和依阿古这两种针锋相对的人物元素是共同存在于莎士比亚头脑中的。他认为，要把这种交锋展现出来，就必须采用对话录的体裁。戏剧性是柏拉图写作中的一个根本性元素。除此之外，柏拉图需要把这种哲学思想和哲学生活合二为一地展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柏拉图非常在意这些细节——哲学活动所发生的那些场所、对话人的性格等等。所有这些在柏拉图笔下，都显得栩栩如生。最有力彰显的当然是苏格拉底——他是将哲学思想和哲学活动合二为一的人。这一点在柏拉图笔下非常重要，也是苏格拉底区别于智术师的重要之处：智术师不是知行合一的，而苏格拉底则知行合一。

最后，柏拉图的对话录还有一个重要的指向作用。苏格拉底在《斐德若》篇里讲到，文字对于那些想要追随我们的人也许还有一些帮助，它能提供他们一些向导和指向的作用。我想，这在柏拉图的著作里也是一个关键性的方面，即文字能够指向超越文字的更高境界。这种更高境界是指更高境界中所体验到的东西，比如苏格拉底站在同一个地方想一个问题能够想24个小时，进入某种出神的体验，一般常人是做不到的，这种体验在柏拉图笔下是若隐若现的。

我认为，这三种观点加在一起，是使得柏拉图需要写作对话录的原因。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更倾向于哲学或者文学的写作方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学者的不同回答，我也陈列出来供大家参考：有一些人认为柏拉图写对话录是因为教学的需要，但是他真正的学说并没有体现在对话录中。柏拉图另有一个秘传的学说，这是以德国的图宾根学派为代表的说法。

还有一种政治性的解释，是施特劳斯派提出的，他们认为柏拉图写对话录是因为他吸取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被处死的教训，所以柏拉图要有所保留，不去直接地呈现他的观点，而是采用一种自我保护的模式让他笔下的人物来代为表达他的观点。这是施特劳斯派政治迫害说的一种观点。

（本文节选自《柏拉图为何写作对话录——张巍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的讲演》，刊于《文汇报·每周讲演》，2011年7月11日）

作者：张巍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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