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类需要宏大叙事……以及其他叙事 经典的其他单机游戏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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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类需要宏大叙事……以及其他叙事

本文整理自2024年5月30日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宗树人教授（David A. Palmer）的讲座“为什么人类需要宏大叙事……以及其他叙事（Why Humanity Needs a Grand Narrative...And Other Narratives Too）。该讲座系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西方史学史系列讲座”第25讲，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吴晓群教授主持，整理人为吕兆男。著名的宗教人类学家宗树人教授在这场讲座中结合他多年的人类学研究经验，引导我们思考宏大叙事对于人类为什么重要以及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之下如何重建宏大叙事。

讲座伊始，宗教授以启蒙运动为例回顾了传统宏大叙事逐步解体的过程。他指出自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理性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工业化进程就被看作是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西方学者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如何启蒙进行研究。那些遵循启蒙思想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国家就成为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那些“落后”和“不开化”的群体则划归给人类学家。但是随着“一战”的爆发，启蒙运动所标榜的文明与理性受到了强烈的质疑，西方人开始反思是否越文明越理性的国家反而给人类带来灾难。与此同时，非西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从外部带来了同样的冲击，助推了启蒙运动这一宏大叙事的瓦解。在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更进一步提出“宏大叙事的终结”（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这一命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小叙事。宗教授紧接着指出，时至今日，后现代思想已经渗透到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然而在其日益成长为学界主流的过程中，这种凡事必从后现代出发的霸权式（hegemonic）特质俨然已经成为了新的宏大叙事。

随后宗教授以他目前正在研究的一个少数民族——老挝北部山区的蓝靛瑶族——为例，就如何应对后现代思想对宏大叙事的拒斥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老挝蓝靛瑶族是中国瑶族的一个分支，深受中国道教文化的影响，保留有完整的道教仪式（比如所有的年轻男子都要经过度戒仪式成为道公和师公）。他们不讲汉语，但是仍然用汉字抄写宗教仪式经文。尽管起源于中国，但是在几百年间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起源故事，有了自己的历史，很多内容与中国汉族不尽相同。这样完整而又独特的文化正是人类学家理想的研究对象。

不过，随着2022年底中老铁路开通途经蓝靛瑶族的村落，他们再也无法维持与世隔绝的状态。年轻人不再愿意留在村子里，而是更向往老挝的大城市和到中国闯荡，因此也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向师傅们学习做宗教仪式。宗教授预计大概两代人之后，蓝靛瑶族独特的宗教仪式文化就会消失，而人类学家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去记录与描述他们的文化遗产（比如把他们的手抄本仪式经文数码化再保存在博物馆里）。

宗教授认为，尽管人类学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来抢救濒临消失的文化，但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其背后的底色还是现代与传统的二分，即站在所谓的现代宏大叙事的立场去抢救传统。而且，当人类学家试图对蓝靛瑶族的仪式活动进行结构性与连贯性的描述时，后现代主义者们又会说，这样的描述实际上是人类学家建构出来的，真实的仪式活动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不可能真正构建关于这个民族的宏大叙事，只能书写该群体中的各种各样的小叙事。对于中老铁路开通对蓝靛瑶族的影响（比如对原有农耕时间观的冲击、对自身是否文明的体认等方面），人类学家也不再能够给出一种融贯性的解释，因为后现代主义者拒斥用这样的统一性来解读社会。受此影响，现在主流的人类学研究也就不再那么重视传统文化的结构和本质，不再试图描述长时段的故事。

但是，宗教授觉得，面对如此独特的文化即将消失却无动于衷不应该是人类学研究的可取之道，后现代主义者的荒唐之处就在于他们认为所有的宏大叙事都是不合理的，唯一可接受的叙事就是拒绝宏大叙事。但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集体叙事（collective narrative）是一个集体存在与行动的必要前提。没有集体叙事，个体也将失去他的历史能动性（historical agency）。因此，人类作为一个集体就必然需要一个宏大叙事，只是不再是启蒙运动强调西方中心和物质进步的宏大叙事，而是以人类及其道德感的提升为中心的新宏大叙事。对此，宗教授给出了建构这一宏大叙事的三个维度。

首先是人类意识的提升，这里的意识不仅是启蒙运动所标榜的理性意识，而是全方位的人类意识（比如象征的意识、自我意识、用语言沟通的意识等等）。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是物种进化过程中唯一拥有自我意识的生物，尤其是在轴心时代之后，不同文化中都开始出现自我反省的意识。尽管也可能有倒退，但是总体上看人类的意识还是在不断的提升和进步。

其次是社会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也就是从最初的家庭到氏族和部落，再到近代的民族国家和帝国以及现在的全球社会组织，人类社会在朝着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内外部更复杂的社会组织迈进。

再次是道德自主性（moral agency）的不断深化。与动物只能依从本能相比，人类的道德意识是在不断进步的。轴心时代之前或者没有产生类似思想的人类社会中，更多的是依照共同体的习俗来行事，个人无法突破习俗，缺乏道德上的自主性。轴心时代之后，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与多元，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之间不断碰撞，由此外在的道德约束越来越无效，内在的道德自由得以滋长。直至当今的时代，可以说我们已经享有了绝对的道德自由，能够自我决定什么样的行为是道德的，也能够包容更多不同类型的文化，像蓝靛瑶这样完全不同的社会就在敦促我们反思自身道德标准的适用性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伦理道德应该如何协调。

全球人类文明在上述这三个方面的持续进步就是新的宏大叙事。接着，宗教授分享了福柯1966年解读“人之死”的一段视频访谈。福柯认为，“人类”这一概念其实是19世纪的构建，在此之前没有人类，只有各种各样的符号系统。并且，这种构建具有压迫性，它边缘化了其他的叙事。因此，我们不应该再讲人类。而宗教授则希望将福柯的讲法颠倒过来，他认为，福柯的说法有一点是正确的，即人类是不存在。但是人类绝不是19世纪的产物，而是还没有形成，并且一直在形成的过程中，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构建人类。从远古到现代，人类的内涵在不断的丰富，但我们始终还没有达到一种完美的人类状态，所以还需要继续构建，不能因为觉得困难就放弃做更好的人类。由此，就需要从上述的三个维度，从个体和社会层面去构建不断进步的文明，这三个维度的结合也是宗教授对人类文明的一种定义。

这样的思考充分体现了宗教授的人类学关怀，对此他也进行了一定的解释。他认为，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人类自我意识与社会组织之间是不断互动的。最初人类只会关注自身，家庭的出现使人类的自我意识扩展到家人，家庭结构既巩固了家庭的意识，也提供了一种组织模式来照顾家人。到了晚近的民族国家，自我意识则扩展到一国之内的所有国民，我们甚至会为了国家而牺牲个体利益。这种自我意识的扩展是人类所独有的，而且人类甚至还会关心非人类群体（比如动物和自然环境）。至于当下，全球性的社会组织远未形成，作为整体的人类意识还比较模糊，因此他提出重新思考全球文明的三个维度，希望以此引导个人从更高的意识维度来看待自己和人类，思考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模式才是更好的，怎么样的道德行为更有益于全人类。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正需要这样的宏大叙事来发挥自身的潜在能力，处理人类集体面临的诸多危机。不能因为以启蒙为主体的宏大叙事失败了就放弃所有的宏大叙事。宗教授同时指出，这样的宏大叙事不是排他性的，一个宏大叙事不意味着其他叙事就不能存在，这也是本次讲座的副标题“以及其他叙事”的含义所在。

讲座的最后，宗教授以中国思想中的“天地人”做结。他认为，作为人类我们共享着超越于人之上的天，天代表的是人类整体的精神理想，就是大叙事。但是每个个体、群体和国家，又都走在地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小叙事。人则处在天地之间，充当沟通天地的媒介，天与地绝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不存在讲一个人类的宏大叙事就不能讲其他的叙事的情况。

在提问环节，李宏图教授提出，当下历史学研究中往往过于重视事件而忽视人，他希望听一听宗教授作为人类学家如何理解人的内在特性和重建人本身。宗教授的回应强调好的人类学研究不仅要有结构，也要有具体的人。同样，好的历史著作也要能够把个人的故事与大的历史结合起来，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平衡点。对于如何理解人的内在特性，宗教授相信人类存在着普遍的道德本性。尽管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经常看到不同的文化，深刻体会到文化的多元性，但是不同文化的背后也存在着共性。比如，不同文化中都有享有威望的人，他们都是那些能够摒除私利公正处事的人。另外，就像孟子所言的“恻隐之心”，眼见孺子将入于井，不管是谁看见了一定不会无动于衷。除此之外，李老师还分享了近些年学界重新将启蒙运动定义为“人的科学”，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像后现代那样一味的去批判启蒙，反而应该接续启蒙运动弘扬人的尊严和自由的传统，在当下重新思考人到底是什么。

汪丽红老师则回顾了她多年前在贵州长角苗族进行的田野调查，当地人同样面临现代生活对于原有生活方式的冲击。因此，她认为，人类文明的这种演进是否更多的是一种演化，而不是进步？宗教授指出，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退步的确时有发生。传统文化本身也是如此，它有非常精美的部分，也有不那么好的部分。他猜测长角苗族少女很早就擅长刺绣的背后可能是为了日后能嫁得好，因此，我们要能够看到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支持她这么做。以前，那些不愿意这么做的女性可能没有别的选择。现在，她有了选择的机会和权利。因此，从全球文明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文明都为文明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传统叙事则往往把现代化程度和进步与否相关联。

巫能昌老师则以道教与民间宗教之间的关系为例，分享了自己如何理解宏大叙事和小叙事。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黄方焜也就蓝靛瑶族如何受到现代科技的冲击与宗教授进行了交流。最后，吴晓群老师对宗教授的分享表示了感谢，整场讲座在同学与老师们的掌声中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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