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筑梦人|宋世龙：努力做有思想的行动者 教育均衡与拔尖人才培养

教育筑梦人|宋世龙：努力做有思想的行动者 教育均衡与拔尖人才培养， 

教育筑梦人|宋世龙：努力做有思想的行动者

编者按：

收获从耕耘开始，梦想在这里出发；有一种灯塔照亮人生，他就是教师；有一种纽带传承文明，他就是教育。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展现烟台教育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展示新时代教师和校长的风采，讲述烟台教育好故事，唱响烟台教育好声音，营造全社会关心教育、支持教育、理解教育的良好氛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烟台市教育局组织策划“教育筑梦人”——烟台名师名校长系列访谈，今天推出《 教育筑梦人|宋世龙：努力做有思想的行动者》。

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宋世龙，2005年4月开始担任校长职务，现为招远市西苑学校校长，是烟台市首届名校长，先后荣获“招远市十杰教师”“招远市十杰校长”“烟台市教育科研先进个人”“烟台市优秀教师”“烟台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获得省市级教育科研成果奖8个、烟台市教学成果三等奖1个。

“教育是心与心的沟通，情与情的交融，是一种理性的促进和提升，更是一种感性的浸润与交融。相互尊重是前提，彼此体谅是关键。以人为本，对于校长而言，就是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宋世龙说，“作为校长，只有在感情上与老师们亲近，自己的教育思想才能转化为老师们的教育行动，有亲和力才会有感召力。校长的角色定位应该是领头羊而不是牧羊人。牧羊人靠的是鞭子，领头羊靠的是思想和魅力。”

不管多忙，坚持读书学习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校长对学校的管理首先是教育思想的引领。而打铁还需自身硬，多年来，为了能够高屋建瓴，宋世龙养成了读书学习的良好习惯，每天不管工作多忙都拿出至少一个小时来读书、读报。先后撰写读书摘抄笔记十余本、几十万字，写课题实验总结、论文等各种文章几十余篇，通过学习、实践、反思，不断地解放办学思想，更新育人观念，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按照“理想——目标——规划”这一路径，切实去做好学校的发展规划，并脚踏实地落实计划，在学校发展中实实在在地践行校长的办学理念与思想。“努力做有思想的行动者，使学校成为最安全、最美好、最幸福的地方!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其发展的教育，为学生幸福人生奠基。”宋世龙说。

任职校长以来，不论在哪一所学校，宋世龙始终坚持在对学校的独特历史、发展资源进行深刻总结和充分挖掘，坚持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以校为本，以人为本，确立适合本校特点的、符合时代要求的鲜明的办学理念，并广泛宣传发动，使之成为全校师生共同追求的奋斗目标。在他的带领下，其任职学校先后荣获“中央教科所重点实验学校”“全国艺术教育特色单位”“山东省中小学校本培训示范学校”“山东省中、小学教学示范学校”“山东省创新教育先进单位”“山东省依法治校示范学校”“烟台市教学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学校的发展，凝聚着全体班子成员以及老师们大量的心血和汗水，我能做的就是为每一位教师都提供展示自我的机会和终身发展的平台，让每一名学生都拥有成长的尊严和成功的喜悦，把学校办成师生成材的摇篮，生活的乐园，幸福的家园！”宋世龙结合十几年的校长管理实践，发自肺腑地如是说。

每位教师都是潜在的名师

“名师都是充分释放出个性的教师，而每位教师都是潜在的名师。”对于每一名教师，宋世龙始终带着欣赏和期待，“多给老师们一些包容和信任，呵护每个教师的独特性，才能形成百花齐放的良好氛围，才能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抓好教学质量，是学校工作永恒的主题，而教师的成长是学校工作最为重要的力量。”宋世龙说。多年的校长工作中，他认为要突出这一主题，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抓好教师成长，以成长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靠科研上水平，向课堂要效率，全力以赴，谱写“科研兴校”新篇章。

近年来，宋世龙和他的教育团队始终坚持科研兴校、科研强师、科研增效的文化理念，以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大力开展教育科研工作，逐步建立了以科研为中心，以课堂教学为载体，以搭建教科研平台为依托，努力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新机制，有效促进了学校内涵发展，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显著提升。“教师的成长需要一定的压力。”宋世龙说，因此，他逐步引导教师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其根本就是以任务驱动，来促进教师自我成长。

在给教师压力的同时，宋世龙要求各部门要做好后勤和服务工作，想方设法为教师成长搭建各种成长平台。“我们以课题研究为突破口，立足校本研训，努力搭建‘三个平台’，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宋世龙介绍说：第一，搭建教师学习平台。在全校教师中倡导读书学习之风，要求40周岁以下的教师每学期至少研读一本教育理论专著，写出心得体会。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积极培养教科研骨干力量。第二，搭建教师研究平台。定期召开课题实验研讨会议，总结课题实验开展情况，商讨解决实验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交流经验，共同提高。第三，搭建教师展示平台。每学期举办一次“课题成果展示”“电子白板应用能力评比”“骨干教师公开课示范”“外出学习教师汇报课展示”等系列活动，展示和锻炼师能。

得益于学校的这三个平台，几年来，学校一大批科研意识强、业务素质过硬、教改成绩突出的中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在他履职的学校，先后有70多名教师主讲过国家级、省、市级公开示范课或获得地市级以上优质课；50多名教师获“山东省优秀教师”“烟台市教学能手”等省市级荣誉称号。

“我们会努力帮助每一位教师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舞台。”宋世龙表示，作为一名校长，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教师都能充分享受教书育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

由于宋世龙办学有想法，治校有思路，而且很有亲和力，处处为教师着想，学校众多老师们喊他“暖心校长”。

“双减”让教育回归本真

“‘双减’东风吹来，在之前已有的睡眠管理、弹性作业等制度的基础上，学校进一步深化了减负政策。”宋世龙介绍说，比如：继续保证学生的户外活动时间；丰富校园生活，兴趣与选修活动充分结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进行课堂转型研究；科学管理作业（如作业设计、作业布置、作业批改、弹性作业、免考制度等）。

“在我们学校，每年都会举办很多活动。”学校教导主任介绍，“在这些活动中，宋校长都要求我们，必须让每一个孩子都参与进来，而且都能有机会做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小张同学是大家公认的“学困生”，从来没有机会展示自己，但在学校开展的劳动节种植活动中，她第一次举起了手，要求负责管理班级的劳动基地。“从来没看她这么开心过，每天都小跑着去看她的小菜地，浇水捉虫，干得可带劲了。”班主任说，长出来的第一根黄瓜，小张同学特地拿着跑到宋校长的办公室，跟校长报喜，请校长吃她种出来的黄瓜。

“除了校内活动，我们也呼吁家长给孩子们一点闲暇的时光。如果学生三更睡、五更起，头悬梁、锥刺股，只知道读死书，没时间看外面精彩的世界，没时间读自己喜爱的书、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如何能培养出适应未来生活的学生呢？”宋世龙笑着说。因此，在学校的倡议下，亲子阅读、亲子运动、小区服务、假日采摘等家庭集体户外活动得以蓬勃开展。

“孩子的成长是一个过程，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他。”宋世龙表示，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天赋、潜质，也会有自己独特的需要。学校和家长都不要急于求成，不能用现在短时间学生的表现来评判他的未来。

“他可能暂时不优秀，并不代表他将来不优秀；他可能某一方面不优秀，但不代表他什么都不优秀。”宋世龙说，孩子的成长是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是渐渐地发生的。“学校的作用恰恰是帮助孩子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富于洞察，成为健全完善的人。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如果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家长都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孩子，就会心态很平和地一起来陪伴和帮助孩子成长。”

发布于：山东


教育均衡与拔尖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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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经营报《等深线》记者 孟庆伟 北京报道

今年以来，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纷纷实施或深化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制度，在“双减”政策背景下，掀起了一场波涛汹涌的改革浪潮。

在全民教育焦虑的现实下，如何破解教育内卷，改革从外围转向了内核：让义务教育阶段的校长教师常态化、制度化地流动起来，提高优质教育供给能力，实现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

“要解决教育内卷的问题需要治本，核心的问题就是需要消除不合理的学校差距。”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杨东平认为，现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采取的干部教师流动、多校划片、示范高中指标下放等措施，都是为了缩小学校差距。

干部教师交流轮岗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政策施行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同时，还能因材施教，更好地培养创新人才？就此，《等深线》记者与多位教育专家、中小学校长教师、高校教授进行了对话。

“没有差距就没有择校”

按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多地政策，为促进义务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将作为一个常态化的制度安排。

在杨东平看来，目前全国多地大范围实施校长教师流动制度，这是由义务教育的属性决定的。

杨东平告诉记者，义务教育是一种保障性的公共服务，主要解决的是公平问题，即保障每一个儿童有接受公平义务教育的机会，保障“起点公平”，从而促进社会平等。也正因此，义务教育具有免试、免费、就近入学的特点，也是非竞争性、非选拔性、非淘汰性的，以平等、均衡为主要标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也告诉记者，义务教育作为一个公共产品，其特性决定了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同样条件的教育，有同样受教育的机会。

但显然，现实并不尽如人意。近日，教育部在答复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636号建议“关于改善炒作学区房，保障教育资源共享的建议”时表示，“学区房”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校际间办学质量存在差异的问题。

以学区房热为代表的择校热，还只是“差距”的一个缩影。校外培训热、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等问题，反映了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带来的教育焦虑。

“要解决教育内卷的问题需要治本，核心的问题就是需要消除不合理的学校差距。”杨东平认为，现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采取的干部教师流动、多校划片、示范高中指标下放等措施，都是为了缩小学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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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家看来，干部教师交流轮岗，不只是干部教师在区域内合理配置流动的问题，还有利于人才培养。杨东平称，教育公平实际上也是对潜在天才的一种保护，给他们更多的教育机会，会涌现更多的人才。

“教育均衡发展，是在一个更大的视野当中，发现和培养优秀人才。均衡发展，保障了更多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其实是做大了分母，避免弱势家庭的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杨东平告诉记者。

北京一位知名中学的校长也向《等深线》记者称，干部教师交流轮岗，让入读普通校、薄弱校的学生，能有机会在片区或教育集团内享受到优质的资源和教师。

那么，学校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呢？财源、生源、师源是重要影响因素。

杨东平向记者表示，在义务教育阶段，财源、生源、师源的公平应该体现在：财源，即均衡配置教育资源；生源，就是就近入学，学校不得按照学生的成绩和家庭背景来选择学生；师源，就是优秀的校长、教师不能成为少数学校的资源，而应当为学区内所有的学校和学生服务。

但财源、生源、师源等多个维度的差异，最终造成了校际差距。首先，不同级别的学校，所能获取的财政经费差异较大。

“我们现在只是在学生按人头的生均教育拨款上做到了均衡，但是学校的建设经费还有一个大头，就是专项经费，这方面的差距之大是难以想象的，也很少公开。也正因此，有的重点学校可以开十几门外语，可以建游泳馆、艺术馆、博物馆等，而其他的学校根本无法企及。”杨东平表示。

储朝晖也向记者表示，要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应该在财政经费上均等配置，要安全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解决多少学位来拨付经费，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学校，因为各种原因，通过项目的方式和其他渠道获得了比其他学校更多的经费支持。

“作为学校，应该在享受同等财政资源等情况下把学校办好，而不是在资源不均等的情况下追求超过其他学校，否则会形成特权。由于每个学校的积淀和历史有差异，政府应该一碗水端平。应该让优质资源变成普惠资源，把大家都带动起来。”储朝晖说。

储朝晖还认为，当下最关键的，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消除等级。而学校的等级，是教育行政机构决定的，不同的学校属于不同的等级，这自然就会造成差距，而且这个差距的张力近些年还在拉大。

“我们现在的学校是一种等级化的义务教育学校，学校的类型五花八门，重点学校也有部属的、省属的、市直、区重点等不同的标签和行政等级，干部管理也各不相同，分成三六九等，所以要从根本上破除重点学校制度，就是要实行教育去行政化的改革，打破这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所有的义务教育学校都按照属地化的标准统一管理。”杨东平说。

储朝晖还表示，在教师聘用方面，地区或学校也不能有特权。多年来，北京一直存在从郊区向城区调老师，从外省往北京调老师的情况，实际上，这就是在不断垒高高端教育资源，同时又使得低端越来越薄弱。这个政策应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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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衡，直接的影响是生源和师源上的千差万别。一位学校教师称，普通校、薄弱校在生源上其实没什么选择空间。最终，好学校、好老师和好学生，成为了家长择校的重要考量所在，择校热也随之而来。

而干部教师交流轮岗，正是解决师源层面公平的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告诉记者，今年，他到北京远郊区县的几个中学调研，部分校长向他反映，语文教师的教学水平出现大幅下滑，数学、物理教师做证明题的水平要好过做应用题。

“这反映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师资水平，部分教师如果在自己的基础教育阶段就没有学好的话，会导致今后教学的薄弱。所以，如果这样的师资进行轮岗，那么对教育水平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孙东东认为，教育不是立竿见影的，一代人的成长又往往影响下一代人的成长。所以，师资是根本。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教育体制机制和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让教师这个职业的流动性不够。

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制度，打破了这种固化，并已在多地取得实效。比如2005年开始探索的沈阳市、北京市密云区，都在全域范围内实施了教师流动的改革，近些年的山东、浙江等省，都陆续开展了相关改革。

“如果学校之间没有差距，那么也就不存在择校的问题。”杨东平告诉记者，把每一所都办成重点学校，有难度，但是让一个学区里没有一所差学校，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处于义务教育普及阶段，要办好每一所学校，提供保障性的教育，至少要消灭显而易见的差校。”杨东平说。

而借着“双减”契机，各地将交流轮岗作为落实“双减”任务的重要举措。不过在杨东平看来，现在改革基础教育，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举措，让中小学生在身体健康等方面有所提高，这是使儿童免于恐惧、保障儿童休息和睡眠的教育。

避免基础教育“扁平化”

在孙东东看来，干部教师轮岗制度对促进义务教育资源均衡是非常好的，但从大学的角度看，在政策施行过程中，要避免基础教育“扁平化”。

孙东东连续30多年参与了北京大学招生工作，此前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部分省份招生组组长。

“基础教育扁平化，带来的影响就是没有顶尖人才、创新人才，没有领军人物，进而降低今后我国在全球国家科研、综合实力方面的水平。我们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其实一直缺少教育领军人物。”孙东东说。

而对这个问题，孙东东深有体会。多年前，在一次央视节目中，孙东东担任特邀主持人，曾与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有过一次印象深刻的对话。

“李政道当时说，中国的基础教育不错，也因此，国外大学比较青睐中国学生。但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和世界一流水平还是有差距的。差距在哪儿，李政道说：‘我们的科学家提不出问题来。’”孙东东向《等深线》记者回忆，在节目后回学校的路上，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对他说：“李先生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

“我觉得，李政道这句话，实际上刺痛了中国所有教学、科研的管理者和从业者。”孙东东认为，我国教育的硬件设施，在国际上已经处于不错的水平，可是我们没有大师。“国之重器，不过是工匠，是操作层面的，而基础研究层面的大师，我们是缺乏的。”

也正因此，在孙东东看来，如何培养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就需要从小学、中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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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有规律的，就是要因材施教、分流培养。我们现在强调有特长、有创造力、有潜质的人才，用现在的教育方法是培养不出来的。所以，如果教育均衡发展解决不好，就容易导致基础教育扁平化，拔尖人才没有了。虽然拔尖人才是少数，但是引领世界发展的恰恰是少数人。”孙东东认为，基础教育必须要分层培养。

孙东东告诉记者：“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长达14年的跟踪调查，发现每年通过自主招生、保送、校长实名推荐、学科竞赛等方式被招收进大学的学生，入学以后的综合能力、今后的发展等一般好于通过高考考入大学的。”

“特别是通过学科竞赛被招收进大学的，比如奥赛金牌获得者、北大教师韦东奕‘韦神’等，成绩更为突出。如果这些招生途径取消，那么，我们的人才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将减弱。”孙东东坦言。

“基础教育（包括高中阶段）一旦扁平化，大学也一定跟着扁平化。学生能考上北大、清华，绝大多数是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结果。无论基础教育怎么变，名校总会矬子里拔出将军来。但如果基础教育扁平化，受影响最大的会是那些非顶尖大学。”孙东东说。

孙东东认为，教育均衡，应该是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找到对应的学校，接受到适合自己的教育。

拔尖人才如何培养？

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如何在拉普通校、薄弱校一把的同时，不把“尖子校”拉下来，因材施教培养人才，这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但共同富裕，绝对不是杀富济贫，教育也一样。”孙东东表示。

前述某中学校长也告诉记者，干部教师交流轮岗，不是“削峰”，而是“填谷”。

储朝晖认为，交流轮岗过程中，可能会给个别学校带来负面影响，但是从整个义务教育均衡来说，作用是正向的。

很长时间以来，关于义务教育阶段是否应该有重点校、重点班，一直是争议较大的话题。

在8月31日北京市“双减”工作第三场发布会上，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强调，义务教育学校严禁组织任何形式的分班考试，不允许分重点班、实验班。

在杨东平看来，义务教育均衡，就是不允许一小批学校占尽优势，要最终取消重点学校。在他看来，重点校与非重点校之间的巨大差距，已经造成了教育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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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公，让优质教育资源一定程度出现集中，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考入名校的学生家庭背景出现相似和固化。

孙东东告诉记者，现在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中，家庭背景就出现了比较集中的情况，中学教师、工程师、大学教授、研究员、一般干部家庭等子女较多。

在孙东东看来，未来在教师轮岗试行过程中，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突出又不好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对教育资源比较集中的区域，比如海淀区，这个问题可能会更为突出。

当教育均衡发展后，如何实施因材施教？杨东平认为，这肯定有挑战，但过去用掐尖招生集中到重点学校，即垄断高中学生的这种教学模式是不合适的，今后也会被限制。

“对后进生有帮助，对学优生有支持，这是一个教学过程中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我们总认为，培优就是上重点学校、上培训班，这个模式现在肯定是被否定的。”杨东平认为。

目前，在“双减”要求下，教育培训机构已走向新的方向。课后服务、官方补课的到来，让学校再次成为教育的主阵地。

从人才培养规律看，杨东平认为，因材施教，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差别化教育，并不等于从小就要“鸡娃”，在这方面，我国此前已有经验可循。

“以少年班为例，实际上从人才培养的结果看，已经说明这种思路的不成功。我国自1984（1978）年开始举办少年班以来，大概总共有2500～3000名左右毕业生。但目前，只有20%的人还在科技领域，比如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只有2%的人取得大学教授等学术成就，这样的培养成果和我们预想的差距较大。”杨东平说。

“拔尖人才如何培养是另一个题目，但可以明确的是，拔尖人才培养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毫不冲突。”杨东平说。

杨东平认为，不用人大附中的模式，也不用少年班的模式，如何培养人才？在西方国家，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简单说，就是由教师来观察、甄别学生，意识到这些学生有潜质，进而针对性地给绩优生布置作业、学习材料等，进行定向“加料”。“这是在国外最普遍的一种做法。”

也就是说，学校可以通过校内的因材施教来培优。杨东平说，西方国家还有一个概念，真正竞争性的、挑战性的学习，是从高中阶段才开始的，这时候才是一个选拔性的阶段。在小学和初中，可以相对悠闲些，把很多精力放在兴趣活动、体育活动等方面，而不是为了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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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不组织考试的，比如日本，在小学六年级以前是不考试的。小学和初中教育的目标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另外一些东西，比如非智力因素、综合素质等，这些能决定一个人未来能走多远。”杨东平说。

实际上，目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的“双减”、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等工作，正是大力引导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向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目标转向，让教育回归育人本真。

“素质教育这个目标，在我国已经提出来很久，但是应试教育倾向依然没有完全扭转，目前应试教育的竞争甚至已经下放到幼儿园阶段，在幼儿园开展奥数教育。由于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所以国家推出‘双减’、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管理等举措，背后也有此原因。”杨东平说。

而教育均衡的一个目标，是要扭转“掐尖”招生。

记者注意到，1999年，教育部曾在《关于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指出，已经“普九”的地方，可以实施高初中分离。文件还提出，加强示范性高中的建设，扩大示范性高中的招生规模。

此后，全国范围内的调整相继实施。北京也是在那一年要求，申办示范性高中必须进行初中和高中分离，此后，北京市多所完全中学纷纷剥离了初中部，办成纯高中。

“这个做法保障了初中阶段的学校避免办成重点初中。”杨东平说，但这个政策，后来被全面颠覆了，公办高中逐渐恢复了初中的建制，这其中也包括北京，从人大附中开始。

据记者了解，随着生源竞争加剧，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北京不少示范高中纷纷恢复初中部，且一直持续至今。在时任高中校校长看来，6年的培养对学生品质养成、学习能力培养更具有系统性。

但这种高中校办初中的模式，却容易导致掐尖招生，从而走向教育失衡。

“按照《义务教育法》，初中阶段应实施一视同仁的教育，但我们没有做好，通过这一轮的改革，可能对初中学校的均衡发展有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假民办、示范性高中等掐尖招生的做法，今后会被禁止。”杨东平说。

但前述某中学校长也坦言，经历过上一轮改革后，“如果再折腾回来（初高中分离），怕学校受不了”。

据了解，很多国家采取举办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做法，来减少小升初的环节，这种模式有助于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实际上，我国自2014年起着力规范招生入学秩序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小学、初中对口直升、强弱搭配和九年一贯制办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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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京市实施的中招“校额到校”政策，即优质高中划定一定比例的名额分配给一般初中校，有力促进了教育均衡发展。

北京一位知名中学的管理层告诉《等深线》记者，实施校额到校后，该校初中直升高中的比例已经明显下降。“这让在小学阶段失去就读优质校机会的一些学生，在中学阶段能有机会补上。”

据了解，北京市从2016年开始实施该政策后，“校额到校”比例已超50%。2022年“校额到校”比例仍将超50%。

他山之石：给予学校充分办学自主权

多年来，如何培养出创新人才，一直是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

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钱颖一曾在2014年对中国教育现状发表过一个重要观点，其以统计学的术语表述了他对当前中国教育现状的观察：中国教育在知识能力培养上“均值”高，但人才水平“方差”小，缺少拔尖儿者。

杨东平也认为，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人才差异性还是多样性，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杨东平认为，中国的教育要走向多样性、创新性，这是另外一个主题，是很难的。现在的政策，只是“清扫外围”，是一种应急的举措，目的是保护青少年的生存环境不至于继续恶化，还给他们一个宽松的儿童时代。

在杨东平看来，想要培养出创新人才，最重要的是进行中小学的办学体制改革，让学校具有办学自主性、丰富性和选择性。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公办学校改革的一个方向。

“在美国这叫特许学校，即公办学校的公办性质不变，但是给予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由教育家组成管理团队。在中国这叫委托管理。”杨东平说。

据了解，美国的这种特许模式，由管理团队提出完全不同的新的教育目标，但需由教育局认可，双方签协议，教育局对办学成果进行验收，一般以5年为期限，合格则继续办学，不合格就收回学校。相比传统模式，学校的办学主体改变，并被赋予很大特权。在美国，这样的学校有几千所，在读的学生数量占美国全部学生数量的10%左右。

“这是一个去行政化的改革，是教育家办学。”杨东平评价称，传统的公办学校没有财政和竞争的压力，容易出现平庸化，而这种特许方式可以激活公办学校的办学活力。

据了解，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和地区正在全面推行这种改革。在瑞典和英国，这类学校称为自由学校，在我国台湾省，则称为实验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此种模式由教育家团队提出自己的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学制，不受现有法规的限制，教育教学都有很大的自主性，打破了千篇一律的格局。

“中国只进行了高考改革和课程改革，而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还没有提上日程。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学校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主流的方向，比课程改革重要得多。”杨东平告诉记者。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等深线”（ID：depthpaper），作者孟庆伟，编辑：郝成，校对：颜京宁。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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